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例如，如果德治停留于说服教化，不能落实为一定的约束手段，就难免流于形式，难以助力自治和法治运行。根据诚信信息区分守法诚信户和违法失信户，并落实相应的诚信褒奖和失信受限措施。
载入失信记录的行为，还应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才承担失信惩戒责任。桐乡的社会治理经验被媒体广为报道，后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学界也围绕桐乡三治融合的实践展开深入的理论思考。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治理意味着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权力与资源相联系，权力的运行离不开资源的投入、集中和损耗，因此，基层治理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相联系。对社会诚信机制促成三治融合的实践进行学理分析，需要深入探究：独具特色的地方实践在怎样的基础上发生？社会诚信机制如何促成三治融合？怎样更好助力法治社会建设？本文拟以各地实践（尤其是曾深入实地调研的湖北省宜都市、浙江省桐乡市实践）为素材展开，讨论社会诚信机制促成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
当基层社会进入利益多元化时代，人们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管理方式在很多事务中不再适合，基层治理缺乏可用的资源。然而，自治、法治、德治的单一手段都存在局限或面临困难，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同时，算法专家有一系列基于统计学、数学的调优办法。
最终，两者可能走向统一，如今数字技术在法律、医疗等事关私权的场景中越发强调算法的可解释性。（二）跨文理学科主体的会聚整合 1.数字+法学：吸引技术背景学者积极参与 数字法学多以法学院系为主发起建设，但仅凭法学单一背景学者却是不够的，有必要吸引技术背景人才，甚至是跨学科专家的深度参与。以上难点多汇集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多义性与复杂性，法律人应当先向前迈一步，主动帮助实现与数字技术专家间的互通互信。比如针对搜索引擎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学术成果，其背景则是互动百科针对百度提交的反垄断申请书，当当网宣布停止百度广告和搜索引擎投放等一系列事件。
如有学者将作为数字货币技术的区块链，归纳出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性、以密码学为原理实现安全验证等特征，技术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应当赋予其何种法律的属性。于主体层面，鉴于法学与技术文理相结合的学科特点，当前的关键是能否将技术背景人员与法学背景人员整合并深度合作，将来的趋势是培养交叉复合型数字法学人才。
数字法学在法律场景下开发模型，不能简单直接套用基础算法，而是应当采用当前提倡的数据+业务双轮驱动的模式，通过还原业务的本来面貌来改造通用算法，以设计出反映真实业务场景的算法结构。其二，数字特征的司法案件。不仅如此，数字法学还就一些抽象性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争鸣，如数字时代是否构成第四代人权已有较高水准的学术对话。交叉培养的数字法学生需要掌握两个学科的知识，在总课时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课时、筛选最有价值的课程尚待深入研讨。
如果无法及时调整、适应或者认同学科间的科研评价体系，则可能对交叉研究的长期良性循环产生较大阻碍。当前存在的问题反而是如何取舍培养周期较长与培养对象的特定化。数字法学面向以上对象可分别开展研究：（1）针对算法，研究关注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权力等问题，并试图应对算法对个体的隐私、自由与平等保护的潜在挑战。在学术研究中，主要是引入以大数据、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最新技术，改造升级现有定量法律实证研究。
过去统计学中主流的算法数学公式相对都比较简单易懂，在被计算机学科的机器学习所继承后，为了提升预测的效果，数字技术朝向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方向发展。最后，数字法学能够覆盖法学研究所关注的数字技术应用的全流程。
包括从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与流通，到作为生产、社交、娱乐组织中心的数字平台，再到众多、具体的数字产品应用场景。三是数字法学的重要方法，以承载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革新。
（二）数字技术工具论：数字技术作为法治的工具 202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全面建设‘智慧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摘要：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法律公共服务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通过增加办案力量等扩大司法供给能力的方式，依旧抵不过立案注册制改革等司法需求的增长。未来社会的法治化、数字化趋向下，融合这两套思维方法的法科生将大有可为。计算机科学内部有其一套学科划分体系，根据指引技术发展的不同目标，我们将之更通俗化地描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万物的可测量。旨在从数据的分析中获得知识，以更好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法学内部曾长期存在关于法律是科学还是技能的争论，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同样在双重性的摇摆中推进。吸引技术背景学者的积极参与，有望为法学教育和法律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与方法。
2.以数字技术为起点 在恰当地提出一个规范研究能够予以回答的问题后，数字法学真正展开研究，并且往往将议题相关数字技术原理的剖析作为起点。阶段三，依据所采通用算法的性能，并结合所定义场景的特点，改造模型结构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实现专门化改造。
数字技术赋能法治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新的内容和机遇。依托跨学科平台培养社会通用型精英人才的可行性。
当下对象论研究大多建立在既有司法案例基础之上，并遵循法学研究传统中熟悉且擅长的分析路径。笔者认为应当由法学研究者积极、主动承担对接任务。这是法治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有可能突破的第四个时代课题。三是计算法学，强调研究范式的转型，采用统计学、现代数学、计算智能等技术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将计算视为技术方法之本。
4.落脚到解释或重构 规范研究至此，已到最后提出方案、对策的阶段。（3）从法律层面来看，数字是私权保障的重要客体。
交叉培养的实质在于数字法学生同时具备法学学科、计算机科学两类迥异的思维体系。当新的社会问题尚未超出法律治理的射程范围，应当通过法官对个案的妥当处理、司法产生的指导性案例、国家出台的司法解释等予以化解，这就为以法教义学为基础的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个时代课题。
另一方面，以制度规范回应问题的方式与结论，直接决定了分析之后的对策论方向，关键在于抉择能否在既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化解某一数字活动带来的失序风险。与此同时，两者在工具使用的场景、主体、功能等方面仍然有明显不同的侧重点，学术研究场景中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更强调历史机制的解释方面，而实践应用场景下的使用者则更关心模型工具对未来某一预测的准确度。
数字具有多重社会含义，高度概括了本轮信息革命浪潮的主要影响。探究对象论兴起的原因，有助于总结数字法学对象论研究的主要贡献。（2）便于准确把握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另一类是针对某一专门平台的研究，如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安保责任的界定，搜索引擎平台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方式等，面向更加具体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这些现象均已经表明，数字法学在对象论方面，既有细微处入手的作品亦有宏大叙事的成果，该领域兴起的时间虽不长但已经初具规模。数字法学，属于数字中国的下位概念，与数字经济呈并列关系。
3.以数据建模为核心 数据建模驱动的方法，在构建完输出和输入的特征体系后，需要以各类算法为桥梁构建起联系，这就是数据建模的核心步骤。以浙江大学为例，正在探索本研贯通卓越数字法治班，以3+3模式培养数字法学研究生，并对后续的博士生学习保留通道。
与规范解释者笃信现行框架足以化解变革中困境的思想相似，数据驱动论者认为只要能采集到相关场景的活动数据，运用数据建模的一系列技术，就可还原场景、提炼规律，进而对未知世界展开预测。首先，应当看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催生的紧迫问题。
